我很難想像二十年前的大學生是如何在為理想在奮鬥，但是我能深刻感受到目前我身處的大學學習環境中確實如文章所說少了許多對於文化的尊重，對於商業傳播的莫名崇拜。
我並不對政治熱中，也不會想去衝撞這個體制，雖不否認野火集的確看得使我熱血沸騰，但我更重視的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素養，尤其是對美的鑑賞及對經典傑作的認識。
的確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對於哲學藝術的著墨過少，連裝深度都懶了。賣弄得東西變成網路裏的人氣以及跟哪位藝人或是成功企業家的人脈關係。
不論是否支持文中的論點，從一個文化人的角度來評論這個世界，懷著浪漫主義批判政府，亦或用現實主義般的角度隨波逐流，每個人都可以依個性找到自己的定位。但此篇文章的確值得一讀，也提醒了我以過去的大學時光已失去了什麼樣的東西。
By Joh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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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維基百科」是個驚人的創舉：任何人可以上網去把自己的見解和知識寫成辭條定義，任何人也可以去修訂前面那個傢伙所下的定義，然後等待被後面的人──如果他有更準確的訊息、更精闢的見解，將你推翻。也可能後面那一位是個罕見的「大說謊家」，篡奪解釋、顛覆是非，可是總有人起而反對。洛杉磯時報夠大膽，將自己的社論拿出來，歡迎讀者用「維基加注」的方式，對社論進行改寫。
「野火」二十年了。當年充滿理想，立志要改變社會的二十歲的人，今年四十歲，今天的你在哪裡？浪漫的理想主義仍舊是生命的動力？或者，它早已被平凡生活磨損和冷卻？或者，完全被懷疑和無所謂取代？
在二十年的漫遊途中，我曾經和幾個人偶遇：那深入部落為原住民孩子爭取權益的，那回到烏丘孤島去為窮鄉僻壤努力的，那起而行組織了全國環保運動的。。。台灣的文化底醞，很大一部份是在這些人的堅持和努力中累積了厚度。但是，是不是也有很多人，疲累不堪，被打敗了？被什麼打敗？
我們的上一代，受戰亂和貧窮之苦，期望我們這一代溫飽安定。我們這一代溫飽安定了，但是受威權統治之苦，期望下一代在沒有恐懼、沒有控制的自由環境中成長。
今天二十歲的人，當年才出生，也真的就在我們所努力、所祈求的環境中長大了，今天和我們站在一樣的高度上，眼睛與我們平視。我好奇，當年的「幼稚園大學」，現在是什麼？當年的大學生，在威權政體長期的控制和操弄下，往往遇事「淚眼汪汪」、「沒有意見」、「不知道」； 今天，在民主政治中成長的大學生，是不是多了很多「能思考」、「能判斷」、「有勇氣良知」呢？ 或者說，二十年裡，價值翻轉到一個程度，所謂思考、判斷，所謂勇氣良知，都不再是一種值得追求的價值？
倒是我自己，在寫過「野火」二十年之後，世界看得愈多，困惑愈多，答案愈少。如果下面的文本攤開來請今天的大學生來「維基加注」，你會怎麼加呢？
今天的新瓶裝昨天的餿酒
譬如說，我承認民主讓我困惑。（是否觀察過、比較過，印度的民主、俄羅斯的民主、拉丁美洲的民主，跟台灣的民主比起來，如何？我們是更糟呢，還是不錯？）
民主以後，台北每年有跨年晚會，市政府廣場和總統府廣場，在一條街的兩頭，同時舉行。但是總統府和市政府分屬不同政黨主政，所以是一個較勁的局面。通常總統府錢多，場面也比較豪華。兩邊請的都是偶像流行歌手，而不是交響樂團或民族音樂或地方戲曲，因為，主政者鎖定吸引的「顧客」，是年輕人。
在威權時代，統治者有一套籠絡年輕人的方法。當年救國團每個寒暑假舉辦青年戰鬥營，設計種種「育樂」活動讓年輕人參加，同時將政治意識型態，像把糖置入咖啡一樣，溶入歌舞昇平、歡樂光明的活動裡，很輕易地就贏得青年人對執政者的好感、信賴和忠誠。在對統治者的「愛戴」裡，有很大一部份是真誠的。
威權被我們「打敗」了，民主了。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在廣場上搖晃手裡的金光閃閃，在青春洋溢的歌聲理，露出熱切而幸福的表情。當他們情緒裡的快樂和感恩激素漲到最高度時，政治人物上場了：他打扮成「超人」或「蝙蝠俠」，他穿著和年輕人一樣輕鬆而「酷」的服裝，講著和年輕人一樣俏皮的語言，做出年輕人熟悉做的手勢。當他湊進麥克風大聲說，「好不好──」，廣場上的群眾，一如他所期待的，響雷一樣地歡呼回應，「好──」。（你在場嗎？）
不管是燈節、耶誕節，不管是掛著什麼名目的文藝季，不管是北中南城市或鄉下，到處都是這樣的歌舞昇平、歡樂光明，而在舞台和燈光的後面，基本上是這樣的操作：該不該有藝文活動，不是看文化發展的內在需要，而是看政治人物的政治需要。他需要的是高曝光率，需要的是選民的好感、信賴和忠誠。於是從預算的編列到預算的使用，從晚會的時機地點到宣傳的文字調性，從圖騰的挑選到節目的設計，絲絲入扣，扣住的是如何行銷這個政治人物，累積選票。在太多的場合裡，所謂文化，所謂藝術，其實包裹在選舉的規劃裡，花的是公家的錢。
講得更白一點，如果專業告訴你，最迫切需要預算的是山區小學建立圖書館，或者中學藝術教育的深化，但是這些措施只能靠默默的投資、長期的耕耘，政治人物是不會去做的；一場一場聲光絢爛的晚會，一砸幾千萬，卻可以為他塑造形像，贏得選票。錢，就往那個方向流去。再加上民意代表懶惰，人民又不加思索，大家都成了政治人物的快樂消費者。
我看不出這種公器的私用、這種權力對人的操弄，和從前的威權政治有什麼本質的差別。反而，威權的統治者因為不需要選票考慮，他可能做長程投資和規劃，即使不討好；那需要靠四年一輪的選舉的執政者，卻往往選擇犧牲長期的利益來換取眼前的權宜。而每一任執政者都以最短距離的眼前的利益為利益，社會發展永遠像夜市裡的流動攤販、窪地裡的違章建築，急就章，而且品質拙劣。
（你是否思考過這種矛盾？就是說，好不容易得到了民主，但是我們所創出來的民主，是第幾流的品質？沒有人願意往回走的，可是，這往前走的路你看見嗎？）
在威權時代，所有的媒體都被統治者壟斷，報紙上從頭版到尾巴都是領袖的照片和言行，都是政府的英明作為。今天民主了，是的，聲音多元了，批判的言論激烈了，奇怪的是，為什麼仍然有整版整版的政府宣傳？
原來，從前靠的是行政命令，媒體配合報導，政令宣傳都以新聞的面貌出現。現在靠的是市場：媒體需要賺錢，政府就用納稅人的錢去買報紙版面或電視時段，於是政令宣傳再度以新聞的面貌出現。這就叫「置入性行銷」。民主是競爭的，但是誰執政，誰就花得起錢，購買媒體，購買知名度，購買政治資本。在野的反對者沒這個優勢，是活該。而在野反對者一旦得權，馬上佔盡資源。累積政治資本的錢，全是納稅公民的，而媒體，與他共謀。
我看不出這種公器的私用、這種權力對人的操弄，和從前的威權政治有什麼本質的差別。
知識份子、新聞記者、進步的大學生，在威權時代，對政府的壟斷和操縱曾經前仆後繼地批判、反抗，在今天，知識份子和記者卻成為政治人物的事業合夥人，進步大學生成為競選團隊。還不提財團與政權之間，綿密的曖昧互利。
這些都沒錯，因為在民主結構裡，知識份子、新聞記者、大學生，財團，都有自由的公民權利。可是，問題是，今天的新瓶裝了昨天的餿酒，那麼誰是新時代的反對者呢？
從威權到民主，不是從奴役到自由嗎？或者認為「奴役的反面是自由」，根本就是一個錯誤的認知？（不要告訴我，你八歲就知道了這個道理）
文學、知識和語言的敵人
著名的捷克作家克里瑪在十歲那一年就跟著父母住進了集中營， 在死亡的陰影、恐怖的環境裡成長。解放的那一天，監獄的柵欄被拆除，蘇聯紅軍和史達林的巨幅相片在他眼前出現，對劫後倖存的他，這代表了「善的力量」，即使在同一瞬間，他看見一個德國平民被槍殺，看見一個囚犯撲向一包地上的香菸而被坦克車碾過。被幸福感所充滿，他告訴自己，「我自由了」。（你又怎麼理解「自由」呢？沒有經過不自由的人，能不能理解自由？你認為自己自由嗎？你怎麼理解以薩克。柏林所說的消極和積極自由之間的差別？這個問題和你的個人生活有沒有關連？抽象觀念和你的具體生命，有沒有關連？）
一九四五年，納粹崩潰、蘇聯「解放」了捷克，他以為是自由的來臨，自由卻再度變成奴役，捷克陷入蘇聯的集權控制。一九九零年，蘇聯崩潰，自由似乎像無辜的鴿子一樣突然飛進窗戶，他卻已經不再天真。克里瑪回首煙塵歲月，試圖理解「自由」的含意，結論是，「很長時間後我才完全明白，常常不是善與惡之間的力量在戰鬥，而僅僅是兩個不同的惡，在為了控制世界而互相爭鬥。」自由，和權力的行使有關，而權力，克里瑪說，「權力是沒有靈魂的。它來源於沒有靈魂。它建立在沒有靈魂之上並從中吸取力量。」
他好像在講禿鷹如何依靠動物的屍體讓自己強壯。自由之於權力，是否猶如屍體之於禿鷹呢？（可以嗎？可以這樣比喻嗎？）
但是一九九零年代以後，腐蝕自由的「禿鷹」有一種流動的面貌，不容易辨認它的輪廓。 美國作家菲力普。羅斯逼問克里瑪，言詞鋒利：
。。。我要說的話或許會給你留下傲慢自大的印象──自由的富人在對自由的窮人告誡致富的危險。你為了某個東西奮鬥了許多年，某個你需要它就像需要空氣一樣的東西，而我要說的是，你為之奮鬥的空氣也有一點敗壞了。。。隨著捷克成為一個自由、民主的消費世界，你們作家會發現自己正被一些新的敵手所困擾，說來也奇怪，令人壓抑的、毫無生氣的集權主義曾保護過你們免受這些敵手的傷害。尤其使人不安的將是這樣一個敵手，它是文學、知識和語言的無所不能的首要敵人。。。這個敵手實際上使整個人類的語言都變得愚昧。我談的是商業廣告電視，它的一切都是庸俗淺薄的──不是由於一個愚蠢的國家檢察官所控制。。。而是由於其娛樂性幾乎所有人都愛看的大量陳腐乏味的電視節目。
你和你的作家同行們好容易才衝破共產集權主義的知識囚籠。歡迎來到「絕對娛樂世界」。你們不知道你們在在失去什麼，還是你們已經知道？
（你在台灣的現實裡是否看得見那「文學、知識和語言的無所不能的敵人」？或者，你能為這個「敵人」辯護？你拿羅斯的問題怎麼辦？）
讀到這裡，我把書闔上，暫且不看克里瑪怎麼對付這個問題，倒是先自問：二十年前寫「野火」時，我知不知道「我們在失去什麼」？我知不知道，我所追求的自由，會邀來另一種敵人，一種以庸俗淺薄為時尚、以「絕對娛樂」為目的，以行銷消費為最高指導原則的生活哲學？我是否知道，政治人物可能變成沒有靈魂而機關算盡的豪賭客，政治可能變成純粹的商品推銷術，政治理念可能被抽空，轉為權力鬥爭技巧學，知識份子，可能爭相以虛無為高尚，而群眾，可能比從前更。不。寬。容。我是否知道，新聞學的種種崇高理想可能變成一種令人難堪的諷刺，擺脫了威權之後，電視由虛假和童騃式的愚蠢統治？寫「野火」時，我是否知道，二十年後的大學生可能不再有「幼稚園大學」的天真幼稚，反倒是理直氣壯地嘲笑深刻、拒絕思想？（七十年代的大學生會把羅素、尼采的書夾在腋下走路，假裝「深刻」。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假裝」什麼？人們又是否誇大了新一代的「虛無」和「草莓」傾向？在這裡，我們可以討論所謂「後現代」和所謂「現代」的語意錯綜嗎？）
我得誠實地說，不，我沒有料到。事實上，不能呼吸、渴望空氣的人，你不能跟他說，「那空氣充滿雜質，是敗壞的，所以留在屋裡吧。」你就是不能這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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